1944年6月，河南襄城县南关福音堂，张连三带着部下走进日军安排的“检阅场”。他原以为这是一次谈判，没想到日军突然收缴武器，随后将他本人扣押。一个在鄂豫边纵横多年的土匪头目，就这样失去了最后的退路。 日军为何不肯接受他的投降？原因并不复杂。张连三打算借投降换取枪械弹药，再带着队伍脱离控制。这种心思，在日军看来不是归顺，而是另一次算计。驻襄城的日军头目显然早有防备。 张连三原名张六，湖北襄城人。幼年家境并不显赫，父亲以贩牛为生，他本人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，成年后靠贩卖纸烟和杂货糊口。生意做得不安稳，家庭关系也时常紧张，性格上的放纵和好斗，逐渐把他推向了另一条路。 1921年，他投奔茨沟村一带的土匪辛老三，从此告别普通生活。张连三有枪法，也会笼络人，遇事敢出头，很快在匪众中站稳脚跟。他有一套扩充队伍的办法：抢掠时，强迫有枪的村民每家出一人一枪。 人越抢越多，枪越滚越厚。张连三把这叫作“滚雪球”，实质上却是用暴力裹挟百姓。地方官府若追查，往往难以分清哪些人是惯匪，哪些人是被迫随行者。这种做法让他的队伍迅速膨胀，也使鄂北不少地方深受其害。 有意思的是，他并非一直没有机会脱离匪道。经人介绍，张连三结识了军阀部队将领阎月仁，后者把他推荐给河南督军岳维峻。岳维峻曾任命他为河南省独立第一营，驻守南阳、老河口、郧阳、均县等地，希望把这股地方武装纳入军政体系。 但军阀混战很快打破了这种安排。国民二军在北洋直奉联军夹击下溃散，张连三重新失去靠山，又带着旧部回到地方。对他而言，军服可以换，番号可以变，靠枪杆子谋生的习惯却没有改变。 1931年夏，红三军转移到鄂西北，开始经营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。张连三因与红军有旧怨，曾配合滇军第51师第152旅进攻房县。7月，他趁红军主力外出，调集三个团袭击县城，却被贺龙指挥的红军部队击退，伤亡四百余人。 这次失败让张连三看清了一件事：替别人拼命，未必能保住自己的地盘。红军主力撤离后，他对继续进攻明显消极。可徐源泉并不愿放任这支地方武装坐大，便以围剿红军为名，把张部调往襄河以北，任命其为鄂北游击司令。 1932年夏，洪湖苏区失守后，徐源泉整编地方武装，张连三部被编为陆军暂编第4旅，下辖两个团。部队还增设参谋机构，并将史友仁、王清海、刘竹亭、阎子玉等人送往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受训。 这一步颇有意味。张连三仍是旧式头目，习惯个人说了算；而受训军官开始接触正规军制度，懂得番号、纪律和军事教育意味着什么。队伍表面上完成了改编，内部却埋下了分裂的种子。 暂编第4旅后来驻扎江西瑞昌，负责封锁山区游击队。当地冲突并不频繁，1934年初的一次袭扰，游击队用鞭炮和油桶制造出类似机枪的声响，竟让张部一度慌乱。战斗造成的损失并不大，却暴露出这支队伍训练和纪律上的虚浮。 张连三有时也会惩治地方贪暴者。1934年秋，瑞昌县一名县长在进山道路设置关卡，盘查、罚款，甚至拷打被怀疑为红军探子的人。张连三得知后派兵冲入县衙，把县长押到旅部训斥，并逼其答应不再盘剥百姓。 这种行为不能改变他土匪武装的本质，却说明绿林习气与军政秩序之间存在冲突。他可以痛恨贪官，却不代表愿意接受约束；可以替百姓出头，也可能在另一处任意夺取百姓财物。 1935年春，红二、六军团转战湘鄂川黔地区。张部进驻塔卧后，旧部抢掠杀人，甚至杀害前来查访的友军人员。郭汝栋得知后当面斥责：“你们到底是军队，还是土匪？” 张连三担心获罪，回营后下令处死涉事连队的连长、班长。军纪一度有所收敛，但这种惩罚并非制度约束，而是头目个人的震怒。遇到利益和生死关头，他的部队依旧很难真正服从统一指挥。 同年5月，暂编第4旅参加追击红二、六军团。友军第176旅遭到重创后，张连三立即下令撤退，还把同行的第347团丢在途中，致使该团陷入孤立，团长陈向宸被俘。战后，蒋介石下令整编相关部队，张连三的兵权受到削弱。 他不愿受军长节制，曾召集部下商议另谋出路。旧部喊着“跟着司令干”，受过正规训练的几名军官却选择投向朱怀冰。张连三失去骨干，只能带残部返回河南，在武陟、济源、孟县一带活动，所谓打游击，仍夹杂着劫掠和地方争斗。 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他又接受孙殿英收编，担任第二支队司令，活动于河北灵寿一带。1939年，孙殿英为缓和与八路军的关系，将张连三逐回河南。回乡时，愿意继续跟随他的士兵已不足三百人，队伍早已不复当年声势。 1944年，日军占领襄城县城，张连三与地方武装任邦发生冲突。他试图借“商谈抗日”诱使对方前来，遭拒后恼羞成怒，炸死送信人员，并抢先进攻任邦部。三县力量联合反击，张部迅速溃退，武器弹药也损失严重。 于是，他把主意打到了日军身上。张连三盘算着先诈降，再设法夺取弹药脱身，却低估了日军的戒备。南关福音堂那场“检阅”之后，部下被缴械，他本人被捕。此后再无可靠消息传出，相关记载普遍认为，张连三最终被日军处决。 特别